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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移民秧歌到颂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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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0-03-23 来源: 延安日报

  《东方红》是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于陕北的一首歌曲,最初是劳动人民自发的歌唱,经过文艺工作者搜集、改编和演唱而流传全国。 

  《东方红》诞生和传唱背后的诸多谜团,至今仍众说纷纭,扑朔迷离…… 

  史上最红歌曲

  东方红,太阳升,

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

  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,一位普通的陕北农民,向着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一声呐喊,宣告了一首庄严而伟大的歌曲的诞生。 

  《东方红》是中国现当代歌谣史上的一个奇迹,有人把它誉为“史上最红歌曲”。 

  1944年,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编了一本《群众歌曲》的油印册子,收录了用五线谱记谱的《东方红》和八段歌词,署名为“陕北民歌”“葭县(佳县)农民李有源、李增正作词”。

 

 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录《东方红》的出版物,也是“东方红”三个字最早以歌曲名字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。不仅如此,在歌名的下面,还首次出现了它的英文名字:THERISINGOFTHESUN。 

  这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、耐人寻味的开端。1945年5月,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著名作曲家贺绿汀改编的混声合唱《东方红》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演出,博得热烈的掌声。 

  1945年9月,随着由公木、刘炽、王大化等60多名鲁艺师生组成的“东北文艺工作团”的脚步,《东方红》的曲调横跨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热河、辽宁等5省,唱响在东北大地。 

  1949年10月1日,作为迎宾曲的《东方红》,成为开国大典上奏响的第一首曲目,见证了中国人民“从此站起来了”的神圣一刻。 

  1953年7月,《人民画报》整版刊登《东方红》曲谱及其词作者的大幅照片。1953年10月,日本西官市“虹之会”合唱团给李有源寄来一张演唱《东方红》的照片,并联合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:“东方红,太阳升,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,我们想,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。” 

  1964年10月2日,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史诗《东方红》在人民大会堂首演。在此后的“文革”中,《东方红》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,成为亿万中国人每天开始生活的晨曲,成为国家重大事务活动的前奏曲,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。1970年4月25日,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成功升空,那一天,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仰望星空,从广播里倾听从卫星传回的歌唱了无数遍的《东方红》,从此,在浩淼的宇宙中,响起了一个中国的声音。2008年11月21日,胡锦涛主席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塔拉拉分校看望中国留学生,发表完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,古巴领导人劳尔·卡斯特罗上台用中文高歌了一曲《东方红》。 

  2010年2月1日,维也纳金色大厅,陕北民歌维也纳新春音乐会在一首高亢、嘹亮、大气的《东方红》中拉开序幕…… 

  可以这样说,在灿若星河的“红色”经典中,没有哪一首歌能像《东方红》那样享有如此荣光,没有哪一首歌能像《东方红》那样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,也没有哪一首歌能像《东方红》那样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。 

  “人民歌手”李有源  

  李有源(1903-1955),陕北葭县(佳县)张家庄村人,农民。家贫,13岁在外婆家念过冬书房(私塾)。放过羊,挑过大粪,贩过私盐。会拉板胡、弹三弦,爱红火热闹,善编秧歌、唱道情…… 

  这个普通农民的名字之所以被人们记住、载入史册,是因为他和一首伟大歌曲密不可分的关联: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,李有源一大早起来,担着一副桶进城。当他快到县城时,忽然看见东方一片彤红,一轮红日从云层中磅礴而出,冉冉升起,照亮了葭县(佳县)古城,照亮了陕北高原,他立刻感到浑身暖洋洋的。他想起了前些天,县务委员会事务秘书兰川升帮助他学习,他见兰川升的笔记本上写有“东方红”几个字,今天,这样的壮丽景色不就是“东方红”吗?他心里豁然开朗:毛主席不正是驱散黑暗,给人民带来光明、带来温暖的红太阳吗?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的了。于是,两句秧歌词脱口而出: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 

  他想,葭县(佳县)解放,穷人翻身,有吃有穿,全凭了毛主席,要不是毛主席的领导,哪有我李有源的今天,哪有广大贫苦人民的今天?他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、无比感激的心情又从心底涌出一句词:他为人民谋生存。 

  他边走边想着第四句词,到县委门口时,忽见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,“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”,他觉得这正是他心里要说的话。于是就有了第四句:他是人民大救星。 

  这天夜里,李有源认真地把白天想好的四句秧歌词写在麻纸上…… 

  伟大颂歌《东方红》就这样在陕北张家庄村的土窑洞诞生了! 

  这是迄今关于《东方红》创作过程最通俗的记叙,它主要的材料依据是李有源1952年在陕西省文代会上的发言——《我是怎样编〈东方红〉的》以及马可、刘炽等人的讲述和回忆。然而,面对极富文学性的叙述,很多人都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,甚至连一些最初的讲述者也感慨地说那是一篇“虚构的文艺小品”(刘炽)。 

  《东方红》的作者是谁?随着歌曲知名度的一路攀升,这个原本无人在意的事情,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,开始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。1961年4月,陕西省委专门派人赴米脂等地进行实地调查,证实李有源为《东方红》词作者,并形成《关于李有源的生平及其〈东方红〉的创作等情况的报告》,上报中央和西北局领导。然而,官方的这份详实的调查报告不仅没能终止谁是《东方红》作者的争论,反而带给人们一些谜团,引起了更多的猜疑。 

  李有源是不是《东方红》的创作者,历史的“真相”又当如何呢? 

  据说,李有源是受了屈士才的启发。1942年春节,屈士才带着屈家庄的秧歌队进城演出。县城里看秧歌的人把秧歌队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伞头屈士才更是夺人眼目,一把伞转得滴溜溜圆,人高马大,嗓音洪亮。当李有源听到他唱“毛主席好比一盏灯,照得全家明又明”时,顿时觉得耳目一新,可他转念又一想,觉得这句秧歌词好是好,但一盏灯只能照亮一孔窑洞、一户人家,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太小气了,还不能反映出毛主席的伟大。晚上,他回到家里,坐在油灯下,若有所思地从头上摘下帽子,往灯上一罩,窑里马上黑了下来。他想,一盏灯这么容易就罩灭了,能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吗?他暗下决心要编一首更妥帖、更好地歌颂毛主席的秧歌。 

  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和能给自己命运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人,中国最穷苦的农民从来都不缺乏歌颂和赞美的情感,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、无比真诚的。作为“亲历者”,马可在1944年5月24日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的《群众是怎样创作的》中说:“李有源是葭县(佳县)城关区的一个农民……李增正就是李有源的侄儿,他们叔侄两个都擅长编秧歌,有名的移民秧歌‘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’就是他们叔侄编的。”文章记叙了作者在葭县(佳县)采访李有源叔侄的情景,并特别呈现了一个细节: 

  移民大队就要出发的那一天,李增正的叔父特地从五里外的家里赶到城里来,我看见他把侄儿悄悄地拉在一边,递给他一个纸条,上面是用铅笔写的几个粗大的字:葭县(佳县)移民走南路,路上不要偷的走,一组预备两犋牛,还要送咱大镢头。“怕他们在路上有不安心的。”这位多髭的四五十岁的健壮农民向他年轻的侄儿说:“把这个给他们唱吧。” 

  与书面文学不同,口头文学是群众集体口头创作的,它的本质即“表演者的创作”。所谓口头诗歌的作者,是指那些独具表演才华和天赋的个体,作为领唱或者最初的演唱者,他的名字和他演唱的歌一同被记录了下来。 

  李有源叔侄是人们公认的《东方红》最早的演唱者和传播者,也是这首歌曲第一段歌词最有说服力的作者。1952年,李有源参加陕西省文代会,获得荣誉奖章和一面绣有“人民歌手”的锦旗。 

  1955年5月10日,李有源因病去世。20年后,文化部和葭县(佳县)人民政府拨专款修葺李有源墓,墓碑上书“《东方红》作者李有源之墓”。 (作者:孙鸿亮,延安大学教授,延安市民俗学会副会长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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